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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股文的内容及影响,明清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的原因和影响

发布日期:2020-04-01 18:17:22 来源: 编辑: 阅读: 633
八股文的内容及影响,明清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的原因和影响

明清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的原因和影响

低至最弱,同时也消解了知识阶层内部所蕴积的反抗力量.就此而论,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与科举取士的实行不无关系.

明清科举考试,皆

以八股文为主要内容.明代中后期,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,市民意识的觉醒,个性解放思潮的汹涌澎湃,八股取士已逐渐暴露出其与社会不相适应的一面.明

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顾炎武于《生员论中》一文即有过“废天下之生员,而用世之材出也”的议论[1],这一取士方式在明末似乎就走到了面临抉择的十字路口.

是明亡以后,清人并没有废止八股科举,反而变本加厉,极为有效地运用这一人才选举制度,很迅速地巩固了政权.史学家孟森曾就此评论说:“明一代迷信八股,

迷信科举,至亡国时为极盛,余毒所蕴,假清代而尽泄之.盖满人旁观极清,笼络中国之秀民,莫妙于中其所迷信.始入关则连岁开科,以慰蹭蹬者之心,继而严刑

峻法,俾忮求之士称快.丁酉之狱,主司、房考及中式之士子,诛戮及遣戍者无数.其时发难者汉人,受祸者亦汉人.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,不惜假满人以为屠

戮,以泄多数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摒之愤,此所谓‘天下英雄入我彀中’者也.”[2]清统治者以科举为笼络、控制汉族文人的利器,比明朝统治者多了一层深谋

远虑的政治因素;而汉族文人为能实现个人价值,奋志青云,也乐得俯首就范,有时为达目的,甚至无所不用其极.

如何看待历史上甚受后人诟

病的八股取士,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.八股取士基本上适应的是自然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的人才需求,如出题取自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中的成句或一章,要求

“代圣贤立言”,并以宋代程朱理学为依归.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为出发点,八股文作为功令文字对于广大读书人而言,就是对其思想的一种无形的控制,影响是全

面的.读书人欲猎取功名,就很难绕过这一“龙门”.对于八股取士,清初有识之士如顾炎武就曾指出:“八股盛而《六经》微,十八房兴而《廿一史》废.”

[3]清代文字狱的一位著名受害者戴名世甚至说:“欲天下之平必自废举业之文始.”[4]两人都是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批评八股取士制度的,而统治者对此也未

尝无识.据《清史稿·选举三》记述,从康熙二年到康熙七年(1663-1668),也的确曾一度废止八股文,试士只用策论,但仅两科而罢,其原因可看当时

礼部侍郎黄机的进言:“制科向系三场,先用经书,使阐发圣贤之微旨,以观其心术.次用策论,使通达古今之事变,以察其才猷.今止用策论,减去一场,似太简

易.且不用经书为文,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,请复三场旧制.”[5]这是清廷内部第一次对八股文应否废止的讨论.乾隆三年(1738),距这次讨论七十年

之后,废止八股文的问题又由兵部侍郎舒赫德重新提出,所得答复是:“时艺之弊,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,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,在因时而补救之.”[5]

(P3150)于是这一有关人才选举的大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.可见,八股文之弊,清代君臣上下并非不知不晓,但在当时也的确拿不出更合适、更简便的考试方

法来,这是由其政权性质所决定的.八股文用于科举考试通行于明清两代,长达近六百年,基本与封建之世的彻底垮台同步,明乎此,其封建主义的社会属性也就昭

然若揭了.

从实际效果而言,八股取士基本适应了封建社会的人才需求.能够跃此龙门进入举人、进士行列者,大部分并非庸才;而奋斗数十年艰于一第者

也不乏高才之士.正是这一看似矛盾的选举效果,造成了问题的复杂性.作为一种人才选举制度,科举制如果不过多讨论它的考试内容,这一制度至少为全国人才的

流动调配起到了积极作用,也为庶族地主阶级与平民子弟参与政治提供了机会,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儒家理念,在这一制度下有了实践的可能.历代科举由于弥封糊

名、誊录考卷等一系列防弊措施的不断完善,以及考试组织的逐渐严密,使科举竞争有了较为平等的保障.以清代为例,潘光旦、费孝通曾统计过915本从康熙至

宣统年间的朱墨试卷,在这些贡生、举人、进士中,五代之内皆无功名者122人,占统计总数的13.33%[6].这一百分比表明了清代平民入仕的机会,尽

管不大,却足以令读书人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般地焚膏继晷,兀兀穷年,为一第之荣而孜孜以求了.在天下太平的时候,社会中下层读书人若想出人头地,恐怕也只

有科举一途最具吸引力.

从统治者角度而言,八股文之所以为明清两代帝王奉若神明,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,与封建专制政体的适应性.鲁迅曾为八股文下判语云:

股原是蠢笨的产物.一来是考官嫌麻烦——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,——什么代圣贤立言,什么起承转合,文章气韵,都没有一定的标准,难以捉摸,因此,

一股一股地定出来,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,用这格式来“衡文”,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.二来,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,又不费事了.这样的八股,无论新旧,

都应当扫荡.[7]提供专业代写毕业论文服务.

今人讨论八股文,说它是陈腐旧套,称之为呆板僵死的文体,把它贬得一无是处.然而若仔细加以分析,这种用于考试的功令文字能够通行于明清两代,并为封建王朝选拔出大批并非无用的官员,就绝非简单的一句“反动”或“愚蠢”所可一言蔽之了.

股文又称制艺、制义、时文、八比文等等,用《四书》为题者又称“四书义”或“四书文”,用《五经》为题者即可称“经义”.《明史·选举二》云:“科目者,

沿唐、宋之旧,而稍变其试士之法,专取四子书及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五经命题试士.盖太祖与刘基所定,其文略仿宋经义,然代古人语

气为之,体用排偶,谓之八股,通谓之制义.”[8]在明代,八股文的规则随时代不同而屡有变化,顾炎武《日知录》所论最为精当:

经义之文,流俗谓

之八股,盖始于成化以后.股者,对偶之名也.天顺以前,经义之文,不过敷演传注,或对或散,初无定式,其单句题亦甚少.成化二十三年,会试“乐天者保天

下”文,起讲先提三句,即讲“乐天”四股,中间过接四句,复讲“保天下”四股,复收四句,再作大结.弘治九年,会试“责难于君谓之恭”文,起讲先提三句,

即讲“责难于君”四股,中间过接二句,复讲“谓之恭”四股,复收二句,再作大结.每四股之中,一反一正,一虚一实,一浅一深(亦有联属二句、四句为对,排

比十数对成篇,而不止于八股者).其两扇立格(谓题本两对,文亦两大对),则每扇之中,各有四股,其次第之法,亦复如之.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.若长题则不

拘此.嘉靖以后,文体日变,而问之儒生,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.孟子曰:“大匠诲人,必以规矩.”今之为时文者,岂必裂规偭矩矣乎!发端二句或三四句,谓之

破题,大抵对句为多,此宋人相传之格(本之唐人赋格).下申其意,作四五句,谓之承题,然后提出夫子(曾子、子思、孟子皆然)为何而发此言,谓之原起.至

万历中,破止二句,承止三句,不用原起.篇末敷演圣人言毕,自摅所见,或数十字,或百馀字,谓之大结.明初之制,可及本朝时事,以后功令益密,恐有藉以自

炫者,但许言前代,不及本朝.至万历中,大结止三四句,于是国家之事,罔始罔终,在位之臣,畏首畏尾,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。

摘自百度百科,谢谢。

八股文对明朝文学有什么影响?

基本没有什么影响。

明朝前期,曾经对行文格式作出一定规范,不过《明史》说,八股文盖朱元璋和刘基所创,那是大谬(正确的在后面说)。原因是当时的皇帝日理万机,没空看长长的奏折,于是做出一些规定,限制文章长度,对文章格式作出一些规定,但是还没有八股文。

到了成化时期,这种限制又开始松动,长篇华而不实的大论文又开始充斥,于是弘治皇帝刚登基就命大学士谢迁正式拟定了的八股文(顾炎武《日知录》)。八股文诞生,科举的命题写作部分规定必须用朱熹的《五经 四书集注》写八股文作答。

不过八股文诞生时期,正值明朝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,正德、嘉靖后,严厉批判程朱理学的心学登场,很多考生惯用心学《传习录》以及王守仁门人弟子的语录作答,务实的嘉靖皇帝也不喜欢做作的八股文。其实这时的明朝科举有开始走向多元化的发展道路。文学也随之进一步开放发展。

真正严格贯彻执行使用八股文的是清朝。

朱熹对明朝科举考试的影响,以及八股文对后世的影响

内容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准。历代解经之作很多﹐科举考试只用程朱一派。《周易》依程传朱学本义﹐《尚书》依朱熹学生蔡沈传﹐《诗经》依朱熹《诗集传》﹐《春秋》依胡安国传﹐而以《左传》为本事﹐《礼记》依陈澔集传﹐《四书》依朱熹集注。考生行文命意﹐必须就题阐释﹐依注作解﹐不得擅自生发﹐独出新论﹐毫无独立思考的馀地。八股文还要求代圣人立言。如题目是孔子﹑曾子﹑子思﹑孟子及其门人的话﹐则必须模拟语意﹐即使是阳虎﹑荷蓧丈人﹑齐人妻妾等各类人物﹐也要设身处地﹐肖其口吻。只有记事题和连章题不用模拟口气。

对学术的负面影响

八股文题目,内容,格式都限制太严。考生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,因此扼杀了作者的创意。结果造成八股文内容空洞,专讲形式,成了文字游戏。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专研析八股文,但八股文的限制太严,而且题目限於经书,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。

对政治的负面影响

读书人竭尽一生精力钻研八股文的写法,对政治,社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(即所谓「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攻读圣贤书」),而有些读书人对人情世事缺乏了解,一旦为官,缺乏足够的知识来应付民间大小事情,只好委任幕僚师爷及下级官吏决策事宜,使得吏治日渐败坏,政治上不了轨道。

八股文的内容和形式有何特点?

  八股文是明清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。八股文专讲形式、没有内容,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,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,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。分为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手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等组成部分。

  光绪八年(1902),废八股,乡、会试虽尚有四书义、五经义,文章格式已不受限制。

  八股文的产生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。历代学者多数认为,它滥觞于北宋的经义。经义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,以经书中的文句命题,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。宋代的经义虽无固定的格式,但在代圣人立言这点上,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雏形。经义后来吸收了南宋以后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,到明初被确定为一种独立的八股文体,成化以后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,遂演变成为一种僵死的官僚式文体。

  罪孽深重:

  首先是它败坏了读书种子。士人为了挣得功名,皓首穷经,揣磨圣贤的言行和时文的程墨。到了后来,连经书也不读了,只“记其可以出题之篇,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”(顾炎武《日知灵•拟题》)。清代徐大椿有讥刺士人的《道情》说:“读书人,最不齐。烂时文,烂如泥。国家本为求生计,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。三句承题,两句破题,摆尾摇头,便道是圣门高弟。可知道,〈三通〉、〈四史〉是何等文章,宋皇、汉祖是那一朝皇帝?案头放高头讲章,店里买新科利器。读得来肩背高低,口角嘘唏。甘蔗渣儿,嚼了又嚼,有何滋味?辜负光阴,白白昏迷一世。就教他骗得高官,也是百姓、朝廷的晦气。”(据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十二引)这类读书人究竟于世何补?顾炎武《日知录•拟题》愤而指出:“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,而败坏人材,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。”甚至有人认为,明代亡国,就是用八股试士的缘故。“崇祯末,有人拟一仪状云:‘谨具大明江山一座、崇祯夫妇两口,奉申贽敬。晚生文八股顿首。’贴于朝堂,亦愤世疾俗之忠言也。”(见吕留良《东庄诗集•真进士歌》自注)甲申之变,崇祯自缢,这一仪状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谶语。

  其次是它缺乏实用的价值。八股文一意代圣贤立言,远离现实,只能作为博取科举功名的“敲门砖”,别无它用。像归有光,既是时文大家,又是古文巨擘。虽然二者同样当行出色,但是人们唯独记得他“直据胸臆,信手写来”的《先妣事略》《寒花葬志》《项脊轩志》等抒情记事之文,那才是他的“宇宙一样绝好文字”(王慎中《答茅鹿门知县书》)。因为八股文缺乏实用的价值,所以一经赶下历史舞台,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。不像诗赋,当不再被用作考试工具时,仍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,以至于当今犹未衰竭。诚然,八股文也间曾有过实用的个例,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触及到时政的弊端,像清代尤侗的《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》抒风月之情怀,像近人杨度《“颜渊季路侍”章》写共产主义者理想,都不过是个别士人的偶尔笔触,或个别才子的一时逸兴,终至成为历史的绝响。

  三是它形式主义严重。八股文有不少清规戒律,诸如怎样破题、承题、八股、落下……,如何起、承、转、合,都有着严格的规定,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。繁琐的程文格式,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,不敢逾闲半步。顾炎武《日知录•程文》指出:“文章无定格;立一格而后为文,其文不足言矣。”后来有人对这种程文烂调,仿墨卷作比语嘲之道:“天地乃宇宙之乾坤,吾心实中怀之在抱,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,溯往事以追维,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;元后即帝王之天子,苍生乃百姓之黎元,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,思入时而用世,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庙之朝廷?”只求形式,了无内容,架床叠屋,时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!

  四是它命题了无新意。《四书》《五经》总共只有那么多字数,那么多句子,又能出多少题目呢?数百年里,每一章、每一节、每一句都作过了题目,都被无数的士人做烂了,于是便出现了所谓截上、截下、冒上、冒下、冒上下两截,以至长或短、有情或无情截搭题,等等难以枚举的命题门法,斩头去尾,语句不通,张冠李戴,乱点鸳鸯,无奇不有。所以顾炎武《日知录•拟题》感叹道:“今日科场之病,莫甚于拟题。”咸丰年间,俞樾为河南学政,割裂《论语》“异邦之人亦曰君夫人”和“阳货欲见孔子”,出无情截搭题《君夫人阳货欲》,语涉轻薄戏侮。又割裂《孟子》“王速出令,反其旄倪”,出上完下截题《王速出令反》,言若谋反叛逆。要不是本人自行检举,又事出咸丰时期,文网已不是那么严密,只怕人头都得落地了。

  并非一无是处:

  首先,士人从研习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薰陶。他们浸淫于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之中,服膺儒家“修身治国平天下”的理论,并以此作为了人生的言行准则。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黄金时代,也写下知识分子史最为光辉和悲壮的一页。明代对待臣民以严酷著称,而士人前仆后继,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胜数。所谓正途出身的人们,不说方孝孺、于谦、海瑞,其高风亮节赢得了生前身后名;就是晚明的文震孟、黄道周、金声、杨廷枢、陈子龙等人,临危授命,大义凛然,也并非仅以八股文名世。满人入主中原后,极尽怀柔之能事,而顾炎武不事二姓,归庄野服终身,黄周星变名隐逸,方以智削发为僧,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同样不胜枚举。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产生,不可否认,都有着儒家经典的薰陶和作用。

  其次,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可为后人借鉴。方苞《四书文》凡例说:“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、元诸儒之说,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于三代、两汉之书,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、秦、盛汉、唐、宋大家之古文。”明、清之际的时文大家无不经过了上下求索,其作品才达到理、辞、气三者具足的境界。这一理论和实践,对一切文学创作都不无启迪的意义。汤显祖、徐洪祖、吴承恩、曹雪芹都曾参加过科举,不能说他们创作《牡丹亭》《徐霞客游记》《西游记》和《红楼梦》时,一点也不曾从久经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。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第十一回写道:“八股文若做的好,随你做什么东西,要诗就诗,要赋就赋,都是一鞭一条痕,一掴一掌血。”的确,作者若不是从旧营垒中来,又怎能写出这等鞭辟入里的作品。朱光潜也有着这个方面的体验,他从八股文里,看到了作者的“匠心”所在(见《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》)。

  再次,八股文为后世提供了文精意赅的典范。刘知几《史通》论及文章的精纯云:“理尽一言,语无重出。”八股文在这个方面可谓达到了极限。在明清两代,都严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数,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数里,酣畅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阐论文章的意思。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摺,读了半天还未切入正题,恨得牙痒痒的,竟想对他施以廷杖。毛泽东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中也曾提出,“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”。八股文的经验实在是医治文章长而空的灵药。明清两代,长文极为罕见;就是抒情叙事,也都玲珑剔透。明代“小品”之盛于一时,可谓并非偶然。

  复次,八股文对后世某些文学体式,比如楹联的成熟和发展,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相传五代孟昶的春联,仅是撷取五言近体诗中的一联。楹联的成熟,是到八股文出现之后。它的长短不一、句格不一的骈偶形式,开创了楹联的体制。所以,明清两代八股盛行,楹联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。尤其是清代,郁郁勃勃,蔚为大观,产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。像曾国藩、左宗棠等人,虽说政事、军务旁午,仍不失为个中斫轮老手。再,清季的所谓“诗钟”,又是从其破题滥觞而来,这里就不多论了。

 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么长久和普遍的讨伐,其主要原因还在宣扬了孔、孟之道和朱、程理学,以及长久科举历史中产生的弊窦和积怨。前者带有时代的色彩,存而不论;就其后者而言,翻开历史,又有哪一种考试方法到了后来不是问题一大堆呢?顾炎武《日知录•程文》说:“唐之取士以赋,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。宋之取士以论策,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。明之取士以经义,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。”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,至今不是也已笼罩上了历史的阴影吗?可见八股文在科举中的问题,是考试中普遍存在的痼疾,并不是它从娘肚子里就带来的毛病。

八股文和文字狱是什么?

八股文又叫八比文、时文、制艺等,起源于明初,完备于明朝中后期。写作八股文按先后顺序分破题、承题、起讲入手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八个部分。破题用两句点破题目的关键意思,承题是接着破题略为延伸,其将为议论的开始,入手是起讲后开始入题。后面的4各部分是全文重点,起股相当于人的脸面;中股相当于心和背,要充分发挥论点;后股相当于脚和影子,要庄重踏实,来振奋全篇精神;束股则是简要总结概括。八股文的写作,技巧复杂,形式呆板僵化。 文字狱是指封建社会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。皇帝和他周围的人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,罗织成罪,严重者会因此引来杀身之祸,甚至所有家人和亲戚都受到牵连,遭满门抄斩乃至株连九族的重罪。文字狱历朝皆有,但以清朝最多,据记载,仅庄廷鑨《明史》一案,“所诛不下千余人”。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,就有10多起较大的文字狱,被杀人数之多可想而知。

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是什么?

四书五经是四书、五经的合称,泛指儒家经典著作。四书指的是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“五经”指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五部。

八股文简介:

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,也称制义、制艺、时文、八比文。八股文章就四书五经取题,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,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,而句子的长短、字的繁简、声调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,字数也有限制。

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个部分,文体有固定格式:由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手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八部分组成,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。

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,合起来共八股。旧时科举,八股文要用孔子、孟子的口气说话,四副对子平仄对仗,不能用风花雪月的典故亵渎圣人,每篇文章包括从起股到束股四个部分。

扩展资料

四书介绍:

一、《大学》

《大学》原本是《礼记》中一篇,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。传为孔子弟子曾参(前505年—前434年)作。自唐代韩愈、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《大学》(与《中庸》),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,甚至称“《大学》,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”,

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,便把《大学》从《礼记》中抽出来,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中庸》并列,到朱熹撰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时,便成了《四书》之一。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,《大学》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,是儒家学派的入门读物。所以,朱熹把它列为“四书”之首。

二、《中庸》

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,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(前483年-前402年)之手,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称“子思作《中庸》”。自唐代韩愈、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《中庸》(与《大学》),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,甚至认为《中庸》是“孔门传收授心法”,

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,便把《中庸》从《礼记》中抽出来,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并列,到朱熹撰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时,便成了《四书》之一。

三、《论语》

《论语》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。孔子(前551年—前479年),名丘,字仲尼,春秋时鲁国陬邑(今山东曲阜)人。儒家学派创始人,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,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
四、《孟子》

《孟子》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。孟子(约前372-前289年),名轲,字子舆,战国中期邹国(今山东邹城东南人),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。是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,孔子学说的继承者。和孔子一样,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、齐、宋、鲁、滕、薛等国,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。

“五经”介绍:

一、《尚书》

《尚书》意为“上古之书”,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。春秋战国时称《书》,到了汉代,才改称《尚书》。儒家尊之为经典,故又称《书经》。

二、周礼

《周礼》亦称《周官》或《周官经》,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。儒家把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作为六经。孔子收徒讲学时,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。不过,孔子所讲授的礼、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、乐已有很大的区别。

三、《春秋》

《春秋》是鲁国的编年史,经过了孔子的修订。就因文字过于简质,后人不易理解,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,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,称之为“传”。其中左丘明《春秋左氏传》,公羊高《春秋公羊传》,谷梁喜《春秋谷梁传》合称《春秋三传》列入儒家经典。

四、《礼记》

《礼记》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《仪礼》的文章选集,“《礼记》只是解《仪礼》”(《朱子语类·卷八十七》),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。《礼记》虽只是解说《仪礼》之书,但由于涉及面广,其影响乃超出了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。

五、《诗经》

《诗经》在先秦称《诗》,或《诗三百》,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。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(原三百十一篇),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。“古者《诗》三千余篇,及于孔子,去其重……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,据传为孔子编定。

参考资料:

八股文—百度百科

四书五经—百度百科

请问古代的八股文、策论以及现代的申论三者有什么区别?

 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文章格式,是一种非常严格的注重格式的文体。每篇文章的格式非常标准,分为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手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、落下等组成部分。在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4个部分,各有两股互相对应的文字,共有八股,所以称八股文。八股也称八比,比是对偶的意思。在这8个部分中,句子的长短、字的繁简、声调高低等都要相对成文,字体也有明确规定。对于文章的内容,八股文要求立言必须用古人的语气,题目主要从四书里出,议论的内容也必须根据宋代理学家朱熹写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,字数也有限制。这种文体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。自采用八股文考试后,学校教育的重心就是教学生读八股、写八股,史学、算学、天文学等科根本无人问津。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曾说,八股的害处等于秦始皇焚书,而它对人才的摧残比坑儒还要严重。

  策是策问,论是议论文。宋金科举制度。曾用以取士。《宋史·冯拯传》:“拯与王旦论选举帝前。拯请兼考策论,不专以诗赋为进退。”《金史·章宗纪三》:“会试,取策论、词赋、经义,不得过六百人。”清康熙年间取士,曾改试策论,不久废;到光绪季年,凡乡试、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,废八股文,改试策论,不久亦废。 策,古代考试以问题书之于策,令应试者作答,成为“策问”,也简称为“策”,后来就成为一种文体,《后汉书·边韶传》:“著诗、颂、碑、铭、书、策凡十五篇。” 古时指议论当前政治问题、向朝廷献策的文章。清末科举废八股文,用策论代替。 就当时政治问题加以论说,提出对策的文章。宋 代以来各朝常用作科举试士的项目之一。

  申论,是中国大陆国家公务员进行资格考试的其中一个科目。在公务员考试中,通过对设定资料的阅读,回答有关问题,考察应试者七种能力(阅读理解能力、分析判断能力、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、语言表达能力、文体写作能力、时事政治运用能力、行政管理能力)的一种考试形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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